1989年，弗朗西斯·福山写下《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》，预言自由民主将取代其它所有制度，成为人类的终极选择。这一论断引发轩然大波，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和争议。随后的两年间，柏林墙倒塌，苏联解体，历史的指向仿佛不言而喻，也为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先知色彩。21世纪伊始，历史飘摇不定：金融、债务危机爆发；移民与恐怖主义问题蔓延；欧洲右派势力重新崛起；普京、埃尔多安等威权领袖独揽大权；就连企业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，也以“民族主义者”自居，祭起贸易战的大旗……前些年，福山发表了一系列与以往观点不同的文章，如《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》，称特朗普当选可能使“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”。于是，部分媒体和网民更进一步强化了福山被“打脸”的印象，认为在现实面前，福山被迫转变了观点，尽管他们对福山著作了解往往只限于标题。在现实面前，福山真的被打脸了么？人类真的永远看不到自由民主胜出的那一天吗？要想弄清这个事关人类终极命运的“福山命题”，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些基本的问题：事实上，苏联解体前，福山对西方的悲观不以为然。苏联解体后，福山又对西方的狂喜和盲目乐观不以为然。福山认为，历史并不会以某种简单的方式收场。他将历史分为两种：一种是短期的、表象的、波折的、“小写”的历史；一种是长期的、内在的、趋向的、“大写”的历史——好比股市中的技术面和基本面。历史有自身的演进逻辑，福山相信“小写的历史”会一如既往延续，国家互有兴衰、战争互有胜负、企业互有兴亡，不因简单的信念而立即改变。但“大写的历史”并非如此，其动力来源于人类社会的深层结构，而非地缘政治与经济发展中的短期因素。对“大写的历史”，福山指出，历史受到某种人类欲望的推动，即人们寻求“承认”的欲望。“主人与奴隶”的关系无法满足这种需要，只会带来奴隶的“绝对宗教”——对自由平等社会的渴望。因此，不平等制度下的“承认”是有缺陷的，这些缺陷作为矛盾而推动历史演变，导致了不同制度在不断更新中导向一个制度。
只有自由民主制，在平等的、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性寻求“承认”的需要，在自由与尊严中，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才得以建立，从而结束了更新。就像水面最终变平一样，构成了历史的终结。换句话说，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会一直持续下去，但是人类对政治探索已经结束——没有哪一种制度，能比民主限政体制更加顺应人性。△苏联解体宣告了乌托邦的破产，也昭示了米塞斯、哈耶克、戈尔巴乔夫的先见与良知因此，在“小写的历史”中，自由主义仍在曲折地经历着一个个故事，但在“大写的历史”中，自由民主已没有意识形态中的强敌。如何看待福山的争议？当前自由世界的发展遇到了波折，现实似乎是悲观的，福山被“打脸”了么？其实，福山曾毫不客气的指出，20世纪才是真正的悲观世纪，当时的西方世界对未来的态度，远比现在更为悲观。黎明之前的子夜往往更为黑暗，几乎一切支撑信仰的美好事物都摇摇欲坠。福山引用了《西线无战事》中的台词：“对我们十八岁的年轻人来说，‘学校老师’必须是通往成人世界的中介者，通向劳动、义务、文化、进步的世界，亦即通向未来的领航人……可是，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死亡粉碎了这个信念。”人类曾经深信，科学、技术和工业让人向自然进军，并带来自身的富足，将人类拉出贫穷、疾病的深渊。但是回望人类历史，我们却发现没有这种必然：钢铁、飞机被用于规模浩大的总体战，杀死了上亿人口；犹太大屠杀和古格拉监狱苦难，都出现在科技发达的国家。数十年的冷战后，核毁灭的阴云在世界的上空飘荡，用死亡的诅咒嘲讽着人类理性的最终边界。工具理性并未带来道德救赎，先进的生产力反而带来了“更先进的恶”，甚至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暴政。“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经济学家”杨小凯，把这种只模仿技术、不变革制度的路径称为“后发劣势”。杨小凯认为，二战前后的纳粹和苏联，正是后发劣势的典型：“他们一方面热切追求现代技术，竭尽全力获取全人类的最新技术，一方面又极力排斥启蒙精神和自由民主……对技术的路径依赖，使落后的制度越发膨胀，最终带来了深重的灾难……”技术可能会带来新的野蛮。福山并非西方中心论者，相反，他在书中尖锐的指出西方曾经的恶与野蛮，并在良知的拷问下于自我怀疑中挣扎。殖民时代、革命时代、民族国家时代的信念，在历史中都纷纷崩塌了，乌托邦主义的向往在现实面前崩塌了。“欧洲国家自杀性的自我毁灭证明，西方拥有杰出理性的想法是错误的……在纳粹的集中营后，文明和野蛮之别完全分不清楚了”。于是，美国一战后出现了“迷惘的一代”，二战后则出现了“垮掉的一代”，“白人负疚感"(white guilt)成为美国文化现象。西方还在怀疑自身的力量。法西斯主义曾扫荡欧洲，击败一个个自由国家；美国在东亚抗日战场、朝鲜和越南都投入了力量，然而获得政权的是乌托邦主义。在冷战最后的岁月里，就连哈耶克这样伟大的先知，也悲观地认为：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永恒的诅咒，我们将与铁幕背后的幽灵永远对峙，像面对镜中的影子一样无能无力。
然而，历史顽固又任性，在充满乐观的十九世纪，西方在对理性主义、民族主义和革命激进主义的滥用中，培育了灾难的种子；而在充满悲观的二十世纪，人的本原回归了，公民社会中不再有淹没个体的宏大叙述，却有着个人的独立、自由与发展。在铁幕的对视下，自由人在“白人负疚感”中忽略了自身平凡而熟悉的权利是何等可贵，可在铁幕后因自由而饥渴的人们眼中却熠熠生辉，墙上伸出了求救之手，墙倒下了。今天，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针锋相对，产生了一种新的宏大“元叙事”：随着国际秩序变迁，出现了一种基于威权、民族主义的“新模式”，它以民族强大为口号，以强势政府为骨干，向旧有的全球化经济秩序展开挑战。福山对新秩序做了公正评价。他认为，一个马克斯·韦伯式的现代国家，建立在国家能力、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要素的某种平衡之上，其中，国家能力在天平一端，而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居于另一端。平衡的丧失会出现政治衰败。对新出现的“元叙事”，太阳之下并无新鲜事，我们不需要向未来提问，从历史中就可得出答案。这种模式并不新颖，是19世纪李斯特主义的再现：随着普鲁士-德国在欧洲的兴盛，李斯特提出以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道路，试图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强国。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者，李斯特希望将国家的发展区分为不同阶段：在初级阶段实行自由贸易，向先进国学习技术和思想，使自身逐步开化；在中级阶段实行贸易保护，以不公平政策促进本国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；在高级阶段则扛过自由贸易大旗，优化资源配置而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。李斯特学说的本质是国家干预学说和贸易保护主义，以民族主义主导的重商主义代替古典学派主张的世界主义。他的主张有一个致命的弊病——破坏贸易中的互利原则，必然使国际贸易不可持续，长期繁荣被短期利益破坏，其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同其他贸易国的利益对立。事实证明，19世纪德国的崛起未能促城全球和自身的经济繁荣，而是迅速演化为两次世界大战。历史会以螺旋方式再度演进吗？德国复兴史会在现代重现吗？殷鉴在前，福山不仅担忧俄国、土耳其、中国的前景，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也忧心忡忡。2016年特朗普胜选之时，福山撰文表示：“特朗普许下了奢侈的诺言，声称要让工作重新回到美国……但他无法禁绝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，他手头唯一的工具是惩罚性关税，这会引起贸易战，损害出口部门的工作机会，影响苹果、波音这样的公司……”福山的预言再次应验，特朗普政府与欧日等传统盟友交恶，美国和中国发生了正面冲撞。△《华盛顿邮报》社论：特朗普唯利是图、背叛美国价值，为所有暴君发放了“杀戮许可证”回顾“悲观的20世纪”，英美未被作为挑战者的德国打败，德国的失败源于民族主义道路带来的自我孤立，而当自我孤立被失败带走后，轻身上阵融入自由世界的德国，却在数十年内实现了自我救赎，以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国的统一，完成了历史的终结。福山反悔了么？“历史的终结”过时了么？人类走向的并非终点而是新的十字路口吗？2017年，在斯坦福接受《新苏黎世报》专访时，他如此回答：我当初写下《历史的终结》是要指出，从长期看，没有哪个替代方案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出色。历史的终结推迟了……但历史的发展终将归于自由民主形式——我依旧对此深信不疑。